冲刺史上最大IPO的OpenAI，在最近一周内接连经历高管离职与研发叫停后，又被曝出已解散专职评估模型灾难性风险的Preparedness团队。该团队解散发生在7月末，生物安全、网络安全等评估职责被拆分并入各业务线，原负责人迪伦·斯堪迪纳罗转向研究递归自我改进型人工智能的潜在影响。
Preparedness团队并非OpenAI第一个被解散的安全相关团队。在此之前，超级对齐团队和AGI筹备团队已经先后解散，安全与伦理高管接连出走，从2024年离开的伊尔亚·苏茨克维、扬·莱克，到今年7月离职的伦理负责人克洛伊·巴卡勒。一系列组织变动集中在IPO时间窗口内，构成该公司当前最矛盾的一组画面。
Preparedness团队成立于2023年秋。彼时OpenAI刚经历董事会罢免奥特曼的剧烈动荡，安全承诺是重建信任的关键。同年12月，公司发布准备框架，把模型危险等级划为四级，并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高风险模型是否发布。这套机制一度是AI安全领域最成体系的公开承诺。从成立到解散，这支团队的实际运转不足三年。它瓦解的不仅是组织架构，更是“安全可以独立于商业节奏”这套假设。
时间线显示：2023年7月超级对齐团队成立，苏茨克维与莱克共同领导；2023年10月Preparedness团队成立；2023年12月发布准备框架；2024年5月超级对齐团队解散；2025年8月克洛伊·巴卡勒出任专职AI伦理负责人；2026年3月公司完成1220亿美元融资，估值8520亿美元；2026年6月向美国SEC秘密提交S-1草案；2026年7月伦理负责人巴卡勒离职；2026年7月末Preparedness团队解散。
安全团队的瓦解一直伴随着内部杂音。2024年5月，扬·莱克离职时公开表示，安全正在“让位于光鲜产品”。据知情者透露，Preparedness团队解散后，有员工感到“责任与恐惧交织，担心自己不够警觉”，也有人认为“现在迫切需要把这件事做好”。解散没有公开预告，消息直到最近才曝光，公司的沉默加重了外界猜疑。
真正的转折在安全职能的去向。拆分并入业务线，意味着安全不再是站在发布门口把关的角色，而是落进每个具体项目的执行环节。评估职能被拆成生物安全、网络安全等几块，各自并入对应的业务团队，话语权随之分散，独立监督的成色在这里打了折扣。
要理解这次解散，需要看OpenAI此刻的位置。今年3月，公司完成1220亿美元私募融资，投后估值8520亿美元，创下全球最大私募纪录；6月8日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S-1，拟融资至少600亿美元，分析预计上市后估值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市场的目光已经投向它能否超过SpaceX在6月创下的750亿美元募资纪录。
冲刺IPO，公司需要向投资人讲一个“确定性”的故事，盈利路径清晰、发布节奏可预测、治理结构可控。一支握有否决权的独立安全团队，恰恰是发布流程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它可能因为评估未过而推迟上线，可能带来额外的合规与舆论风险，也会在账面上增加成本。把安全评估摊进业务线，是上市前一次典型的架构手术。
这与同期的高管变动同频。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已有至少12位核心高管离开OpenAI，包括任职八年的首席运营官布拉德·莱特卡普，以及入职不满一年的首席营收官丹尼斯·德雷瑟。有观察者把这批变动概括为一场组织再造，把公司从研究实验室改造成一台标准化的商业机器。安全、伦理这类难以量化的软职能，正是最早被整合的一类。
OpenAI曾是AI安全治理的风向标，其公开的准备框架一度是行业的参照系，也反向塑造了对手的叙事。Anthropic至今把安全当作与OpenAI差异化竞争的核心卖点。如今风向标自己拆掉了专职团队，等于给行业立下一个先例——安全可以从独立监督拆解为业务内嵌。对监管而言，这几乎必然放大关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已经把高风险系统纳入强监管，美国各州也在推进AI立法。一家冲刺史上最大IPO的公司主动削弱安全职能，很容易成为监管收紧的引子。
对投资人而言，这是一道两难。短期看，拆掉安全团队换来了发布流程的确定性，也削减了账面成本；长期看，模型失控的尾部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从独立监督挪进了业务执行。内部那句“责任与恐惧交织”，恰好是这笔账最难量化的一头。Astra被贴上“关键级”标签、紧急叫停，正是这个现实最直接的注脚。OpenAI把安全从刹车变成了配件，行业对“负责任的AI”的定义，恐怕要随之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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