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1日，由天桥脑科学研究院与影响力慈善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大会在上海科学会堂召开，会议汇聚科学家、慈善家、企业家等群体，围绕社会力量参与基础研究的路径与机制展开讨论。会议披露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达2834.6亿元，占研发总经费的7.21％，其中财政资金占比约90％，社会资金合计约200亿至300亿元，占比约10％。
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商业回报遥远，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已成为全球主要科技国家的共同议题。从国际经验看，私人资金介入基础研究的价值不在于规模，而在于承担公共资金与商业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空白。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的卡尔·戴瑟罗斯，其开创的光遗传学技术最初只是一个看似不切实际的设想，背后依托的是允许冒险、容忍失败、愿意长期等待的资助体系。戴瑟罗斯长期担任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该机构即由私人基金会支持运作。
美国私人基金会的历史角色可追溯至二战前，当时私人资金几乎是科研的主要支撑；1945年后联邦投入成为主导，但私人基金会始终扮演风险探路者角色。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逻辑是由项目官员深入实验室，判断哪些方向过于前沿、难以从常规渠道获得支持。科学慈善联盟成员基金会在2015年对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的私人投入超过10亿美元，并承诺每年额外增加100万美元。欧洲方面，瑞典瓦伦堡基金会每年向高校和研究机构发放约13亿瑞典克朗（约1.4亿欧元），重点投向自然科学、技术及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德国大型基金会在1980年代率先试点研究生院和青年研究小组等资助工具，随后被公共资助体系采纳推广。
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呈现快速起步但基数较低的图景。企业基础研究支出占企业研发总支出仅0.77％，而美国2021年为5.17％，日本为5.9％。不过企业基础研究经费已从2010年的4.33亿元增长到2024年的217.7亿元，年均增幅超过30％。慈善力量的优势在于自主性和灵活性，能够支持原创性、非共识性研究，但其脆弱性同样明显：资金规模取决于经济周期和捐赠意愿，缺乏稳定的制度性来源。2024年科学研究领域接收捐赠同比下降超过80％。
结构性短板集中在渠道与认知两个层面。一方面，专业化中介渠道缺失，国际基金会资助基础研究普遍具备同行评议、项目官员制度、对非共识项目的判断能力以及与公共资助机构的协调机制，而中国慈善资金进入基础研究仍以少数大型企业基金会专项项目为主，高校教育基金会掌握的科研专项往往与一般性资助混同，难以实现精准、长周期支持。另一方面，基础研究的产出是论文、数据和经过训练的人，而非可直接展示的产品，难以在短时间内向潜在捐赠者呈现回报，这恰恰决定了其最需要超越即时回报逻辑的资金。
近年来，中国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已出现一批具有制度创新意义的案例。腾讯于2022年投入100亿元设立新基石科学基金会，以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为核心，聚焦原始创新和非共识方向，采用国际通行的同行评议机制，以独立基金会形式引入科学家共同体参与评审。未来科学大奖由科学家和企业家共同发起，设立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奖三大奖项，奖金由企业家捐赠池支持，试图在国家级奖励之外建立由社会力量主导、以科学共同体评价为基础的荣誉体系。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由红杉中国独家提供资金支持，面向全球科学家评选。复旦大学学敏研究院由宁德时代联合创始人捐赠资金支持，嵌入复旦大学科研体系，聚焦基础前沿研究，尝试在公立大学内部开辟由社会力量支撑的耐心资本试验区。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由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雒芊芊夫妇于2016年出资10亿美元创立，是中国最早一批由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的专业机构。十年间，研究院建成捐赠、自研加生态的运作模式。2020年，研究院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组建中国首个脑机接口临床研究前沿实验室，支持实现中国原创技术全球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汉语言实时解码，并取得全植入、全无线、全功能临床成果；研究院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共建人工智能与精神健康前沿实验室，基于真实问诊数据推进AI精神健康大语言模型研发，相关成果已在国际期刊发表并被国际顶级会议收录。此外，研究院持续举办和支持上百场高水平国际学术研讨，投资出品的脑科学纪录片《打开思想的大门》获得近10项国际知名电影节奖项，AIGC视频科普品牌”大圆镜”全网粉丝超过600万，多语种累计播放量突破10亿次。
从整体趋势看，社会资本正从一次性捐赠走向专业化、机构化、长周期的战略投入。国际经验的共同点在于，社会力量介入基础研究通常发生在公共资金覆盖不足、商业资本不愿进入、但科学价值尚未被充分认可的中间地带，其作用不是替代政府，而是填补结构性空白，并以灵活性推动公共资助体系改进。对中国而言，如何培育具有科学判断力的专业化资助机构、建立稳定的制度性资金来源，仍是社会力量从补位走向共建的关键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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